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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与克里斯蒂安·克雷兹的对谈

ELcroquis建筑素描

作者:陈瑾曦 周静

“(很多外国建筑师)认为看起来像一座山或是一个塔的建筑,就是中国的。我认为这只在图像层面上行得通,而不是在意义层面…… 我想说的是,“中国特色”或是联系中国传统、中国文化的说法,只当成为概念上的以及真正的建构的转化时才有意义,也就是说,要和空间有关。”

“我对可持续性不感兴趣,除非它真正改变了建筑。”

“我不依靠灵感设计。对我来说,提出一个概念需要大量的工作。”

“我觉得我在中国做的所有项目都是出于对城市,以及对公众的一种贡献。”

——克里斯蒂安·克雷兹/Christian Kerez

本文的初衷是为了厘清克里斯蒂安·克雷兹的《词汇表》一文中对“中国特色”的论述,以对克雷兹的“中国特色”有更清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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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先谈谈你是怎么开始接触到中国项目的吗?

我对超高层建筑非常感兴趣,我在苏黎士联邦理工大学建筑系的教学也有关于超高层建筑的内容。超高层建筑的建筑类型决定了它的结构极为重要。如果我们建造一个小房子,基本上是随心所欲的,这跟超高层建筑完全不同。超高层建筑的结构是各设计的基本出发点。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绝大多数的超高层建筑,不管是当代的还是历史上的,它们都不处理结构,而只是处理形式、体量、形状和立面设计。它们是由外观、功能、实际的光线使用、内部表面等驱动的。基本上而言,我觉得,尽管超高层建筑这种类型十分有趣,绝大部分超高层建筑都极为无聊,是可预见的,并不给你任何可供思考的东西。我不认为这是必然现象,我认为超高层建筑中还是有可探讨的东西的。

郑州塔(一)方案模型

我最开始接触中国是由于超高层建筑。我对中国并不十分了解。我曾经在同济参加过一次为期两个礼拜的工作营,我通过出版物、媒体了解中国,但我并不是那么的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高层建筑的工作机会,这就是我如何开始参与中国项目的。我们对郑州的超高层项目做了两个阶段的设计,第一个是概念设计,第二个是方案设计。郑州官方是十分支持的。那时我开始跟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开展合作,他们有很棒的工程师。我们的合作非常令人振奋。同济大学对我们的设计也十分感兴趣,他们甚至为我撰写了专利申请报告。他们看到了这个设计概念所带来的灵活性的优势和价值,并且以非常严肃和专业的态度来对待,所以我跟中国的合作经验也非常好。在这个方案中,我跟中国的建筑师晏俊杰开展了合作。他现在仍然是我很好的朋友,同时他也在中国开设了自己的事务所。很多事情不期而遇,不管是私人层面还是合作层面。所以我得说是在此后,我对每一个在中国工作的机会都感到兴奋,此后我也开始寻找在中国工作的机会,开始关注到中国建筑师设计的有意思的房子。

也包括国际建筑师在中国设计的房子吗?

对,也包括国际建筑师。但我对当代中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实践感到着迷。所以说,我有了在中国工作的机会,又和一些中国建筑师成了好朋友,这是我跟中国机缘的开端。在此之后,我才意识到中国和日本建筑在历史上的差异。我对日本建筑非常熟悉,但此前并不知道它跟中国传承的关联。

你去过中国多少次呢?

大概6次。从开始跟中国有交集以来,我每年大概去2次。

都是去大城市吗?像北京、上海、郑州?

是的,很可惜,我只去过中国的大城市。我对乡村也感到好奇,尽管我仅从书上了解到乡村的景象,也知道这可能是中国最有趣的事物。这些确实是我所不了解的。

我们能不能说你更多地接触了中国的当代的那一面呢?

当我有机会的时候,我都会去参观一些历史古迹。比如北京的紫禁城,还有上海的老城区、花园和庙宇。对我而言中国的历史也非常有趣。但是中国非常大,有很多地区。我对中国的了解也相当肤浅。其实我和我太太曾计划到中国去旅行1~2 个月,感受不同地方的差异。

我这样问是因为你曾谈到过“中国特色”,谈到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请问你如何在中国项目的设计中反映“中国特色”呢?又如何在设计中结合传统与现代呢?

“中国特色”的话题是一个给定话题,如果你在中国参加设计竞赛,就被要求必须思考这一点。很多外国设计师,采用了标志性的方式来处理。

你称为象形。

对,完全正确,我称他们的方式为象形。他们认为看起来像一座山或是一个塔的建筑,就是中国的。我认为这只在图像层面上行得通,而不是在意义层面。我对(“中国特色”)这个给定话题非常感兴趣,因为我对明星建筑师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在各大城市,我看不出有些建筑师在中国、美国还是欧洲的项目有什么差别,毫无意义,都是一样的风格。我认为,只有当你改变了对建筑的态度、改变了对工作的理解、改变了工作本身,各处旅行、在不同的国家工作才是有意义的,离开你自己的国家去工作才是必要的。否则的话,我完全可以留在瑞士,永远地重复我自己。

广州三馆一场竞赛方案模型

所以我审视了这个关于“中国特色”的话题,我喜欢这个障碍。我们需要对此提出新的解释、新的意义。但对那些显而易见的明星建筑师而言,这就不是障碍,可以轻易地辨认出他们签名般的建筑特征。而我所做的这些建筑方案都是不同的,它们也影响了很多后来的其他方案。我在上面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我认为,在另一个国家工作,改变对建筑的理解是必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给定的话题是有意思的,当然更有意思的是作为一种可能性,一种理想。对我自己而言,也面对着这样的问题,“中国特色”是什么意思?我如何理解并将其转化?我如何理解这个词?使得它成为建构的词汇,并产生建构的意义。

你所引用的这篇文章,最初是给意大利的《Domus》杂志写的。我当时提出了4 个关键词来触发“中国特色”的意义而不仅是“空洞的中国形式”。一个是对结构的理解,我认为跟其他文化都不一样,跟日本的也不一样。另一个是公共空间,我认为在中国基本不存在,但应在更多的证据中去寻找什么可以成为中国的公共空间。如一个建筑如何通过广场改变城市,这是广州项目的关键之处。第三个词汇是装饰性空间,该理念是创造一个可能是公共的空间,但你可以通过非常私人的方式来体验它。你不必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它不是一个大空间,而是由很多小的巢穴般的空间组合而成的大空间。笼统而言,就像紫禁城中的那些私人空间,还有中国传统园林中的空间。

基本上,我想说的是,“中国特色”或是联系中国传统、中国文化说法,只有当成为概念上的以及真正的建构的转化时才有意义,也就是说,要和空间有关。而不是作为供人远观的一个画面。

你在郑州项目中如何实现了你的理念?

郑州给了我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高层建筑的机会。在不同的层之间暴露结构的变化,给出了这样的信号—高层建筑的底层的结构极为重要,在顶层则完全不一样。在不同的层之间变化的结构成了方案主要的点。人在建筑的底层和顶层,对空间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当你向上走,或是沿着立面向上看时,你会感受到,结构是随着必要性变化的,而不光是出于美学的需求。

郑州塔(一)方案模型

有一张你的分析图,将郑州高层建筑跟埃菲尔铁塔进行了类比。我的问题是,类比对象为什么是埃菲尔铁塔,而不是中国的塔?

我们对中国的塔确有参照。可能在《建筑素描》专辑中没有展示,但在竞赛中是相当重要的讨论。存在着这样的相似性,方案的室内空间是由无尽的重复这些易碎的、一致的元素—柱子来限定的,这参考了中国的塔,塔是累积的系统,由无尽的重复一致的小尺度的元素一起所形成的大尺度(建筑)。埃菲尔铁塔更多来解释这些柱子的倾斜度,他们形成了不同的三角形(如同铁塔在不同高度的结构的倾斜角度不同)。我的方案采用了很少的(结构)元素,我不需要像其他方式(指他用来对比的常规方案)采用那么多的元素。可以说,结构元素的密度参照了中国的塔,而倾斜的柱子的定位参考了埃菲尔铁塔。

郑州塔(二)结构

当我们第一次看到你的设计时,我觉得你对柱子系统的使用是创新性的。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方法来同时处理形式和结构,将承重和其他问题用这样一种综合的方式去解决。我还有一个问题,关于你的出发点。你是主观上想做一个不同于传统的结构系统,还是更想看看能不能做而把自己推到一个极限呢?

基本上,我在建筑中寻找概念。我总是尝试提出从不同角度看都有意思的东西。确实,我也被用只有20cm 的柱子来建造一个超过120m 高的建筑的想法而触动。这其实是一个木结构理念的方式。由木结构建造的传统建筑大概能到三四十米高,我想参照其原理并将它提高到120m的一个新尺度。这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优势,可以极大地降低建筑的重量。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对比(分析图),左边是常规的高层建筑,右边是我们的建筑,这里展示了立面、室内、核心筒,如果我们计算常规的高层建筑和我们的建筑的重量,我们的比常规降低了约70%的重量。

郑州塔(二)建造过程

建造建筑是复杂的、昂贵的,需要很多人长时间付诸劳动。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建造一栋建筑需要更少的材料,那这个建筑可以说是可持续的建筑,尽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可持续。很不幸,我对传统意义上的可持续性并不感兴趣,因为它只指向法规和常规做法。如果更广义地去考虑可持续性,会发现,可持续性应该是指在需要的资源、人力劳动之间呈现不一样的关系,这才是革新意义上的建筑的可持续性。对我而言,我对可持续性不感兴趣,除非它真正改变了建筑。然而今天的大多数情况是,你不断地给出常规做法,然后通过无数的法规和标准加以实施。其出发点是可持续的,然而到最后,没人控制什么是真正的生态,在建设的过程中和在建筑后续使用的过程中到底消耗了多少能源。

现在可持续性只是关于给建筑认证,而不是关于内容。

那你是如何与结构工程师合作的?在你的很多项目中,你都与约瑟夫· 施瓦茨教授有合作。你们是如何一起工作的?

我和结构工程师紧密合作。我喜欢他们的地方在于,他们总是考虑系统。他们从不从单一的角度思考,他们总是试图将很多角度整合为一。约瑟夫· 施瓦茨是一位我合作了15 年的工程师,所以我非常了解他,他也非常了解我。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俩能快速地理解彼此的问题和答案,因此我们的合作非常高效,实际上我们在一起花在工作上的时间非常少。当然,他经常在我们的概念设计阶段就让我有结构的认识。在中国项目中,和同济大学的合作也十分重要。

罗伊岑巴赫教学楼结构模型

去年在中国“结构建筑学”专题曾引起关注。与结构相关的建筑大致可以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建筑完全由结构决定,第二类是建筑与结构相互协调,第三类是建筑师提出并决定形式,结构进行配合。你认为你的建筑更多地属于哪一类?

基本上,我会说好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也对结构工程感兴趣。我的职业生涯是从摄影开始的,不是拍摄建筑,而是更多的拍摄基础设施,还有由工程师而不是由建筑师完成的房子。所以我跟工程师总有紧密的联系。应该说,结构工程师的系统性思维非常吸引我。在我的项目中,结构工程师的工作是可视的。不管是在巴黎还是波兰,结构工程师对我的项目都非常支持。因为他们哪怕在其他建筑上花更多时间,也看不出他们的功劳,他们知道在我的项目中他们的工作和价值会被认可,因为他们的工作(在建筑中)是可视的。

你在中国的数个建筑项目中展示了设计的不同方面。郑州项目在我看来像是结构和其他建筑综合问题的理性解答。广州的“三馆一场”项目则更浪漫。还有北京的中央商务区文化中心,像是更为抽象、几何的表达。你是不是在不同的项目中有意地尝试不同的策略,还是建筑设计是自发的由灵感而生?

不,我不依靠灵感设计。对我来说,提出一个概念需要大量的工作。它从对场地的审视中来。当我们在广州工作时,我参观了广州城市,还有扎哈的房子和其他一些建成建筑。我感觉到非常可惜,这些建筑对公众没有贡献,博物馆和图书馆都是这样。扎哈的房子可能在与地景发生联系方面是有趣的,但人们很难进入建筑。所以我真地觉得,真正丢失的是对城市和公众的一种慷慨的贡献。所以在我的设计中,有一个通道,也像一个共享大厅,人们不用进入建筑就能共享。

广州三馆一场竞赛方案模型

詹姆斯· 斯特林设计的德国斯图加特美术馆新馆也提供了一个公共通道。你想提供一个类似的体验?

对。但不同的是,斯特林面对着历史建筑(老馆),这个庭院本来就在那儿了,我通过组织,提供了一种新的体验,可以与其他经验发生联系。我采用了一个尺度上非常巨大的壳体。

斯图加特美术馆新馆

一个穹顶?

对,一个穹顶。我觉得,广州缺失一种吸引力。你知道,一个可去的场所。我读到,广州每年有800 万的游客。我在想,他们在那儿干些什么呢。我知道广州是一个重要的城市,所以有很多游客。但城市应该更欢迎人们,对游客更慷慨,向他们提供一些东西,而不是理所当然的态度。如果我有机会在广州实践,我应该贡献一些什么。所以我梦想着有这样一个空间,欢迎所有的人。在《时代》杂志的封面出现一个新的广州,人们到这个建筑中来参观。所以对我来说,这并不浪漫。我是发自内心地觉得广州缺失一种吸引力。

广州三馆一场竞赛方案内景

为什么是穹顶。它给了人们很多联想,比如古罗马的万神庙等。

确实这个形式与万神庙有很强烈的关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万神庙有很多历史装饰,它有柱子,体量也更小,还有大理石纹样的地面。我很高兴很多人能把它与万神庙联系在一起,但是它确实不是万神庙。它的形状也可以跟布雷(艾蒂安- 路易· 布雷)的作品或其它战后现代主义建筑中的穹顶联系起来。如果再看看方案中其它的穹顶,考虑到穹顶和外部环境的关系,它就是不同的东西。我觉得创造这种穹顶形式最大的原因是想要创造一种无尽的空间感觉。因为圆形的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相似,这是非常基本的一种形态。同时我也觉得这是非常个人化的选择,创造一种能被每个人分享的,跟每个人都有关联的形态,这是我脑子里想到的最基本的东西。这并不像是设计,就只是一种简单的形式,如同金字塔、正方体一样,球形同样也是一种非常基本的形态。

在我的大学(清华大学)有一个大礼堂,也是一个穹顶建筑,是1917年建造的,它完成的时候评论家评论到,中国也有了一个代表民主的穹顶。有时候对形式的认识也基于平时接受的教育和经验。

我觉得建筑师不是政治家,但是建筑经常被用作政治用途,我更支持没有政治意义的建筑。在波兰的项目中,对我来说如果从政治角度出发,方案将会非常容易被表述,但是我并不是故意这样做的。我觉得如果一个建筑只能从一个角度解读那将是非常薄弱的。确实也存在政治类别的建筑,比如罗马的墨索里尼的建筑(意大利文明宫)就非常政治化,但是除了这些只能从政治角度解释的建筑,还有很多建筑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层面解读。我把这看成一种普遍的特质,不是只有建筑才能这样评判,包括雕塑,电影都是这样。一部政治电影,政治书籍,你只有放在政治的立场上才可以去解读它。

清华大学礼堂

这不是一个基本的建筑解读的角度,但也不能阻止人们从这个角度去解读筑。

当然也是可以的。我在罗伊岑巴赫的学校建筑被叫做“灯塔”,这是一个很好的隐喻,虽然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对我来说看起来也不太像一个“灯塔”,但是这个意义非常积极,很好。鸟巢看起来也并不像一个鸟巢,从尺度上来说,非常难以想象有这么大的一只鸟住在这个鸟巢里,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比喻,但是这些象征最后又会变得非常美好。我觉得如果建筑能够引发一些其它的意义,也是不错的事情。

罗伊岑巴赫教学楼

我们看到你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大尺度的项目,面对这些项目,你有没有找到一个新的设计策略?或者说哪一个尺度的建筑你更喜欢?是较小的,更具有实验性质的,还是一个较大的但是更具有挑战性的?

我更喜欢能够被建造起来的建筑,我目前对这些大尺度的建筑确实有所疑虑。我赢了一个在华沙的竞赛项目,没有被建起来,还赢了一个为豪瑞公司设计的技术中心,没有被建起来,我从郑州政府得到了很大的支持,设计了郑州的高层项目,由于客户不喜欢那样的设计,也没有被建起来。还有最终没有获胜的在广州、北京的竞赛,都是挺大的项目。对于所有的项目来说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一个客户喜欢你这样的建筑。就比如说广州的那个项目,它非常容易被建起来,并不像郑州的高层项目那样有一定的难度。广州的项目建造起来非常简单,在结构上拱形可以自我支撑,用混凝土建造也很容易,也不需要很多脚手架支撑。它可能看起来比较特别,或者说比较有“实验性”,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它建起来非常容易。

华沙美术馆方案

我觉得要找到不从常规的角度思考的人非常困难,对于大的项目来说,你必须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如果只是一个小尺度的建筑,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喜欢建筑的客户,一个可以从非常规角度思考的人,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找到。目前我正在做一个比较小的项目,因为我不再想继续做一些可能最终不能被建起来的项目。以上我们提到的所有的项目,其实他们已经在我的脑海中建起来了,这些项目中,我们与结构方面,与建筑管理方,与客户,都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它们都是非常现实的项目,不只是处于那种开始看看需要花多少钱,看看我们是否有可能完成的“实验性”的概念提出阶段。这些项目在预想中都是价格可以承受,并且可以用非“实验性”而是常规的建造手段建起来的项目。所以说它们都没被建起来也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比如我在中国做的五个项目,郑州的可以算是两个有微小区别的项目,还有北京的、广州的,跟我之前的项目相比这也是不小的投入。

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的城市是不是真正地需要这些大尺度的项目?

我会这样说,我做的并不是常规的建筑。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百分之九十的都是普通建筑,这些建筑并没有为我们的建筑教育系统做贡献,也没有为建筑出版物做贡献,它们也没有在建筑上做出一些真正意义上的“智力”层面的努力。从智力层面的贡献上来说,这就如同普通的道路和地下隧道的区别。我觉需求是有的,你建造的越多,你拥有的就越多。即使从最普通的层面来说,对于有趣的、卓越的房子总是有需求的。我的工作是去探索到底什么是建筑学的内涵,它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并不是仅仅为了去满足一些物理层面的“需求”。我觉得你建的越多,这个需求也就越大,因为在中国有非常非常多的新建筑,它们都非常普通,所以从新的角度去思考,有一些不同的建筑是非常必要的。在苏黎世情况也一样,除了苏黎世或者说瑞士是欧洲少数的历史建筑现在还是常态的地区。对于其它地区来说,历史都比较“乌托邦”,它展示了和现实非常不一样的东西,这种不同把你从历史中解脱出来。在中国很多的城市,历史已经消失了,我觉得补偿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通过大尺度项目来补偿?你认为这是补偿中国很多城市面貌过于普通的一个方式吗?

我觉得我在中国做的所有项目都是出于对城市,以及公众的一种贡献。你或许会说高层建筑谈不上公共性,但是我的项目都有往外扩张的结构,它覆盖到了了公共的区域。这是一种对于地面层,建筑周边空间的认知,通常在普通的高层建筑设计中并不能看到。我最终是为公众在做设计,如果我建造一个私人的住宅,我其实并不太在意我的客户。我觉得这是为每一个人在做设计,这个概念并不是只属于我一个人,这个概念事实上属于每一个人,对于这个建筑的体验也属于每一个人。我对私人住宅的客户其实是挺挑剔的,我现在在做一个位于捷克的住宅项目,客户是日本人。他现在已经同意了把私宅向公众开放,虽然不是每天都能去参观,但是每年有两到三天,人们将被允许进入这个建筑。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建筑不再是属于一个人的了。

北京CBD文化中心

大尺度的项目在中国有时候非常受到争议。因为政府和客户不仅想要建造一个建筑,更希望制造一个故事,这样他们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除了给公众做贡献,面对大的项目,在建筑师的位置上我们也面对着其它质疑。我觉得建筑师目前对建筑的公众性的兴趣,以及对公共空间的意识是非常缺乏的。即使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总结是关于如何通过新的手段解决问题的,我们之前的二十年是如何做的,但是我听到的更多是关于“可持续性”,可持续建筑意思就是多一些树和一些花园而已。我看到对于公共空间的关注还是非常少的。我觉得城市就是人的聚合,建筑师能做的就是把他们聚到一起。

你举办了一些展览如“不确定的确定性”“间断的连续性”等。这些名字总是有一些矛盾。为什么呢?

我对“复杂性”非常有兴趣,它来自对各种不同问题的探索,我对建立一些个人风格并不是非常有兴趣。比如指点这儿是对的,那儿是错的,这里是非常典型的克雷兹细节、颜色或者混凝土用法,这些事情我并不是很感兴趣。基本上来说我对“概念”比较有兴趣,概念并不是造型,与风格无关,也与个人美学的偏好也没有关系,这是非常综合的。我同时觉得如果一个概念只阐述了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概念也不会非常有趣,我们在工作室把这种概念叫做“单线的”概念。如果一个概念可以探索不同的问题,可以阐述不同的意义,这就变得非常精彩有趣,我们就会继续发展它。我觉得这也解释了那些展览的题目。

在建筑中你认为什么是“确定性”,哪些是不确定的因素?

这些展览的题目有不同的意思,其中一个是我感兴趣的是建筑的“确定性”。但是我并不把它简单理解成建筑层面的意义,而是从纯粹的抽象层面理解。建筑有它的意义,但是我相信这不可以当做我们设计的起点,我不可以跟别人说这是克雷兹风格,我设计的所有东西都有意义,只是因为我的风格就是“确定性”。我也同样不同意我们处在一种类似于20 世纪60 年代中期的“运动”中,比如讨论是否这就是所谓的现代主义,或者是“新陈代谢”派。我们今天要面对很多情况,如果你试图创造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你不能依靠所谓的“运动”,也不能依靠你的个人魅力,你必须找到一个依据或者说原因,你必须找到一个意义,现在这并不是免费的或者谁能给你的,你必须自己去寻找。这样情况就变得“不确定”了。我同时也觉得对于建筑来说有很多的限制、很多期许、很多传统等需要建筑师通过作品表现出来。如果你还在学校,你可以通过你的概念来实现,这并不困难,如果你真的需要建造这个概念,你需要说服别人,事情就变得不能预计了。在这个情况下我追求的“确定性”也变得“不确定”了。

华沙美术馆方案内景

你觉得这种“确定性”是做建筑的原则之一吗?

我觉得“确定性”只能跟建筑本身联系起来,如果你说我的房子就像一棵树,这种表述在建筑上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这只是一种迷惑人的说法,是对建筑的一种异化,你必须找到一种跟建筑本身有联系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不能简单地解释什么是“确定性”,因为它只存在在建筑中,你必须自己去探索找到最合适的语汇来描述它。

所以说不同人对“确定性”的定义也是不同的?

是的,我想说在建筑中这种“确定性”不同人的解读是不同的,如果对于所有人来说它都是一样的,那么建筑就变成了对于这种“确定性”的图解。

你作为摄影师的经验与这种矛盾和不稳定性有联系吗?

没有,我做很多事情,我编书,看电影,我喜欢美食,喜欢拍照,我只是有很多兴趣。但是当我做摄影师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把我自己当做一个摄影师,我更多地是把我自己看成一个拍照的建筑师,也就是说我总是对把建筑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解读非常感兴趣。我也经常用iphone拍视频,都是关于建筑如何通过不同媒体被感知,被表达的。我有时候通过iphone 来感知建筑,它揭示了建筑的另一个方面的特质。

你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建筑师,你雇了来自不同国家的雇员,但是对外界来说你又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瑞士建筑师。你觉得你是更典型的瑞士建筑师还是更国际化的建筑师?

如果我在国外工作,我会觉得我更加瑞士一些,我总是非常严肃,非常在乎你如何把一个东西建起来,我对手工艺也非常有兴趣。比如我在法国的一个项目,建筑的推进过程对我来说就非常的“异域”,我非常了解混凝土的性质,我也非常了解手工艺,然而在法国他们从来没有和了解如何把建筑建起来的工程师一起工作过,他们提出一些非常疯狂的概念,或者只是普通的的概念,然后把他们的概念交给承包商去实现。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我是非常瑞士的。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说,有许多瑞士建筑师确实非常的传统。他们只关心事情在他们自己国家是怎么办成的,对于其它的国家或者其它问题一无所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确实也不是非常典型的瑞士建筑师。大部分瑞士的建筑师,他们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如果看重舒适性,瑞士是一个比任何地方都好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比拟。比较其他国家,在瑞士,建筑师的所有事情都更有特权。这里有很多很好的工程师,承包商,他们都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也非常尊重你的目标,客户也非常富有,这一切都是其它地区无法比拟的。然而我是一个很有好奇心的人,我非常想要了解在其它地方事情是如何运作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国际化的建筑师比本土的建筑师要好,有非常好的本土建筑,也有非常差的国际化建筑师。最终你能有好作品你才是一个好的建筑师,这也是我最关心的。我试图去做一些项目,无论我在哪或是干了什么。我觉得我被邀请到很多的竞赛,比如今年三个在中国的展览,也是因为我对待这些委托非常认真,我非常努力地想要做出自己的贡献。对我来说简单地把我在瑞士做的事情移植过去并不是问题。但是我在中国有不同的工作方法。

中国的客户非常喜欢好的比喻和好的象征,这意味着好的运气。

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作品在网络上有不少的影响,很多中国的学生喜欢我的作品,但是我目前在中国却没有一个客户。作为建筑师需要自己的客户。

郑州塔(二)方案

对你来说建筑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空间吗,还是结构?

我经常谈到空间,但是并不是特别抽象的。空间把所有东西都集合起来,材料,采光,结构。不是抽象的谈空间,是特别具体的空间。我不能把他们分开,没有结构空间就不能够被限定。吸引我的并不是承受建筑重量的结构,而是定义空间的结构,关于空间怎么被联系起来,怎样从一个空间去另一个空间。这里的空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意义,并不是特指某一个空间,而是把很多事件串起来的抽象的空间概念。


作者:

陈瑾曦 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师

周静 苏黎世联邦理学院建筑系博士研究生

陈瑾曦(右)、周静与克里斯蒂安·克雷兹

克雷兹工作室中的大比例模型(陈瑾曦摄)

工作中的克里斯蒂安·克雷兹(陈瑾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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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croquis建筑素描

作者:陈瑾曦 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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