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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希望你们是欢喜的、不舍的和期待的

2016.05.16 | , , ,
文汇学人

作者:于颖

城市人最大的共同点莫过于共享一个地理位置——城市,如果不能很好地管理,这里就会成为证明你我失败的地方。虽然眼下有不少羁绊和畏惧,但城市在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所以没有理由不让它因为接纳我们而加倍精彩。

有一小镇青年,不甘心如父辈般偏于一隅地过安稳日子,只身来到大城市寻求发展,最终靠着不凡努力和执著,实现了儿时梦想……一个对很多城市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的桥段,3月里被迪斯尼搬上了大屏幕,主人公变成了一只兔子。

兔子朱迪去的那个“疯狂动物城”,沙漠、冰川、雨林以及小型啮齿动物区有着严格的划分;列车为不同身形的动物安装了各个尺寸的车门;走水路上班的河马凭借出口处的大吹风机可以迅速烘干……当我们为动画片大开的脑洞和暗藏的“彩蛋”啧啧称赞时,不禁感叹于动物世界里竟然呈现出了人类一直构想的城市“乌托邦”——不同地域、种族、性别的人都各得其所,美好而又努力地生活着。

城市是什么?

为什么来到城市?兔子朱迪说“anyone can be anything”,亚里士多德言,“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那么,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建筑学家可以勾勒出一个空间,经济学家能拿出一系列指标,历史学家会讲出很多故事……因为具有巨大的综合性特点,城市成了很多学科的共同研究对象。

“我们总在说这样那样的概念,还真不如一个来得简洁明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认为,要给“城市”下定义,首先就得明确城市有别于乡村的最重要标志:“简单来说,就是在有限空间里集聚了更多的人,进而产生了劳动分工和各种活动。”当然,人口只是城市的必要条件,它还意味着特有的生活方式,社会学称之为“城市性”(urbanism)。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在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中,从三方面界定“城市性”,即人口的规模较大、人口的密度较大、人口和生活方式的异质性,并且认为在人口集聚的过程中,塑造出了城市人的心理、活动和各种关系。

在强调“人”的价值,与单纯的政治经济决定论对立这一点上,沃思无疑站在了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阵营里。芒福德的头衔很多,最为常见的一个是“城市理论家”,代表性著作《城市文化》(1938年)和《城市发展史》(1961年)从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艺术等方面,系统讨论了文化的发生以及城市的起源、演变,缔造了研究城市的人文科学体系。就芒福德的贡献和影响,有人作过这样的评价:“60余年来,芒福德的思想对全世界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家和批评家形成了一种挑衅和挑战。”(伊丽莎白·迪瓦恩等编 贺仁麟总译校《20世纪思想家辞典》)

为了寻找城市的内核,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追溯到古代城市的发端——进行祭祀仪典的聚会地点,将古代的城市描述成“一座戏台”,“在这座戏台上普通的生活带上了戏剧色彩”。他指出,城市诚然有其消极方面,但毕竟产生了一种有丰富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极大地超过了促使城市诞生的那些原来目的。不论任何特定文化背景上的城市,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当地的以及更大范围内的良好生活条件的性质”。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认为,从发生学意义上看,城市一开始就是文化的集聚,其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方式,“芒福德对城市的认识可以视为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表述在当今的复活和发展。”

庞贝古城

出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对人性自始至终的关照,“文化”对于芒福德来说是个永恒的关键词,也生发出两个关于城市的经典比喻——磁体和容器。如果说,“城市从最初伊始,则对第一个外来者和陌生者开放着”发挥的是磁体功能的话,在城市发展的大部分历史阶段中,它作为容器的功能都较其作为磁体的功能更重要。芒福德将城市视为“文化的容器”,“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互相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结”,他还引用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罗伯特·雷德菲尔德 (Robert Redfield)“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一语指出,城市是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格在此得以充分发挥,并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新角色和丰富多彩的新潜力,“这些东西带来了法律规范、举止风度、道德标准、服装、建筑等各方面的相应变化,而这些新变化最后又将城市转变成一个活的整体”(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

希望和畏惧

现在能认定的城市历史大约5000—8000年,意味着从智人至今的几万年里,人类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城市里度过的。换句话说,人类一旦进入城市,社会就进入了加速度状态,发生了质的变化,特别是近100年来,城市发展创造的物质财富更是超过以往人类历史的总和。

城市无疑充当了社会的原动力、主动力、加速动力,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也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和结果。这样的机遇同样降临在了中国。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曾说,“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就是人类科技的发展和中国的城市化”。欧洲城市化经历了200多年,美国持续了100多年,中国至今不过30年。然而,事物都是二律背反的,就像张开双臂接受阳光,张开的范围越大,阴影也就越大。中国城市的高速发展不仅未能幸免于西方国家遭遇的各种“病症”,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住房紧张等,甚至更为严重,因为中国的城市化没有经过完整的工业化过程,全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找不到任何经验可循。

就“城市病”的根源,刘士林以为表面上看是由于短期内涌入了太多人口,即城市化率太快,本来就不够用的环境与资源被恶性损耗,城市管理、住房、就业、公共服务也都跟不上;深层次原因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的失衡,“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我国走了一条国家主导的政治型城市化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又选择了一种经济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中国的城市化就像一个‘早熟的儿童,,留下很多后遗症,主要表现在牺牲了城市本质——那种有价值、有意义和梦想的生活方式。”

作为城市规划专家,同济大学教授孙施文非常反感开口闭口“城市病”:“什么是城市病?所谓城市病,其实都是社会病,是由社会问题和管理欠缺造成的。”他以治堵为例:“曼哈顿中心区停车位最便宜的要20美元一小时,城市外围停车场10小时只要2美元,大家自然都把车停在外面,坐地铁进城上班;伦敦从2003年开始,以市中心20多平方公里范围为界征收拥堵费,此后范围逐年扩大,收费价格也不断增加。当然,这些都需要配套的公共交通,纽约地铁的发达有目共睹,伦敦则从征收拥堵费的第一天开始,就在8000辆公共汽车的基础上增加了300辆。”虽然汽车常常被指要为“城市病”负责,但或许与城市管理的“无能”相比,它的破坏只是一个更小的原因。

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很多城市的常态

没有考虑人的喜好和需要,在孙施文看来是很多“病”的症结,“拿陆家嘴来说,眼看着对面的楼就在那,要想过去多难啊,你得在地上或地下绕个一圈半圈,根本不是大家乐意的。后来做了个C形天桥,而这主要还是为游客服务的。”在这一点上,于海也深有同感,他认为人作为直立行走的动物,本性上并不乐意“往下钻”或者“往上爬”,“逼得大家走地道或者天桥,就是为了通车。在中心城区的话,到底是人重要还是车重要呢?”于海还坦言,中国不能把“城市病”都推到别人身上,“国外搞城市建设有严格的流程和规则,综合参考多方尤其是专家、学者意见,而中国的专家特别是社会学家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社会学家的参与,考量的不是城市物理性品质,而是其社会性品质,看看这个城市是不是真的对人友善,尊重人性需求。”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将城市比作梦境,“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都能够梦到,但是,即使最离奇的梦境也是一幅画谜,其中隐含着欲望,或者是其反面——畏惧”。城市是希望与畏惧建成的,“人贯穿了整个始终,只是说我们愿意看见还是漠视。”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包亚明认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真正以人为核心。

我们要什么?

著名城市规划师金经元在中文版《明日的田园城市》译序中写道,“城市这个有机体和人一样,真正的风貌在于内在素质的反映,浓妆艳抹于事无补,只能进一步揭示自身的内心世界。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城市。要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就要建设什么样的城市”。

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上一次的“全国城市工作会议”还要追溯到1978年。时隔37年,从“全国”到“中央”二字的变化,凸显了国家对城市建设的重视程度。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破解城市发展难题出了“实招”、定了“时间表”、勾画了“蓝图”。在这一背景下,以往“身在城中而不自知”的人,也开始了对自己和城市关系的寻找与追问。

【尺度】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人注定是要死的……是一种没有存在理由的存在。正是社会,而且仅有社会,在不同程度上给予存在以辩护和理由;也正是社会,通过产生据说是‘重要的,事情或位置,而产生出被自己以及他人视为‘重要的,行动和行动者……”于海借用其观点指出,人的价值是在人群中获得的,需要相互之间的见证:“不是有个时髦词叫‘刷存在感’嘛,形容的其实是人类原始本能。拿逛街来说,尽管现在电商火热,但大家还是要出去逛,不买东西也要逛,这就是种存在。”

看别人的存在获得新的存在方式的启发,或者刷自己的存在让别人来肯定自己,这是一种“存在谋划”,需要在空间中完成。而这种空间不光是居住的、商业的,更是社会性的——人们习得思维方式、行事规矩、待人态度的人格成长空间。在塑造人的方面,空间有多重要?于海举了一个例子:“以前老说上海人精明,有个最形象的描述就是,灶披间的炉子被别人挪过来一两公分都能感觉到。因为少了那点空间,烧菜时脚的位置就不对劲了。这都是被有限的空间逼出来的。”

然而,城市里的各种角逐无一不在夸大空间的物质性,大大弱化了其社会性,“现在都在讲面积多大,讲一个人、一个家庭被物质环绕起来的空间和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于海提到一个最有力却又最容易被大家“无视”的证据就是街头的房产广告,“我有次拍下来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180席专属住家,少数人的尊崇’。对于财富的掌握我们没法阻拦,但公然地放到大街上就是种‘冒犯’,显然是在说跟其他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在撕裂城市空间,撕裂社会么?”

一旦城市空间遵循炫耀财富、张扬权力的尺度,被贴上了不同的价格标签,人群也就被顺理成章地按照价格分离了出来。

包亚明提出,空间规划上的很多问题应追溯到最前端:“城市规划之前要有土地规划,是准备这一代人把地用完?还是说有些地方作为永续发展留给后人?政府应掌握土地供应的量和节奏,怎么用也要考虑多方意见。”于海也表达了同样忧虑,他认为空间一旦架好,改起来消耗巨大,所以在前期的土地规划上就要作出明确:“现在看到的苏州河两岸就是一个水泥峡谷,公共岸线批给了开发商,成了他们宣传语里的‘亲水平台’。但是,河滨、江滨、湖滨作为公共资源本来就是大家的,不能辟为谁谁谁的后花园,这就有违城市空间发展的公共性。”于海说。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在其《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中,借用福柯的观点,将人类身体史与城市文明史结合起来,并提出主张——“城市空间的形式应该取决于人们是如何感受自己身体的”。现实却是,在城市这个巨大的实验室里,我们极尽速度和规模之能,牺牲了这种直接接触的机会和可能。于海始终坚持,城市的空间应该是亲切、安全、方便的,“在设计和规划时,一定要关心社会性、人文性,以及空间为人们之间互动所提供的帮助。上海人以前爱荡马路,常常说‘划脚就过去了’,表达的就是一种空间上的从容——没有障碍,马路窄,人行道宽。”

【开放】

在这个春天之前,大多数中国人可能对“开放式”、“封闭式”住宅没什么太大概念,直到《意见》表示要推行“街区制”。

让规划师们解释“街区”,简单说就是以城市道路所围合的街区来组织住宅和公共使用设施,而且道路之间的距离都在200米以下。“街区制”是传统城市,尤其是中心区布局的基本模式,传承已久,上海过去的租界以及“越界筑路”地区基本都是如此。据孙施文介绍,有意识地通过规划运用“街区制”模式来成片建设新开发地区,主要开始于19世纪中期的西班牙巴塞罗那。

与“街区制”相对应的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带围墙、带门禁的“封闭式”小区。“封闭式”小区在国外也有,占地较少,往往是富人区。如此普遍和大规模的分布,基本算得上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于海将它们比作一个一个“黑洞”:“城市的连通性被切断,只剩下几条干道,车和人都被赶到了一块,缺少层次和纵深。”

想象一下:四条稍宽大的马路围起来一个住宅区域,里面有纵横交织的小路,每条都可以构成街区,社交的活力、交通的通达性、景观的丰富性都呈现其间。“上海最有代表性的里弄住宅也是一片一片,因为有支弄,里面四通八达,自行车完全可以穿来穿去,可是现在也都封掉了。”于海认为,城市可以搞过境式的快速路,但中心城区需要很密集的路网,服务于不以速度为基准的行人、自行车和公交车,“如果是街区制,我最先想到的一幅画面就是,大量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哗’一下散开,伸到‘黑洞’的腹地里面去了。”

随着“街区制”的热议,简·雅各布斯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也被频繁引用。这本被麻省理工、哈佛等名校列为必读,视为挑战传统规划权威的著作,一度被奉为规划界“圣经”,甚至被誉为“不仅在规划城市,同时也在规划人”。作为一名记者、编辑及日常观察家,雅各布斯生动描绘了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的街区图景,分析了城市不安定的因素,从而引发关于城市的需求及衰退、更新的思考,“人行道不知道起自何方,伸向何处,也不见有漫步的人。快车道则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她在书中亮明态度——“街道和人行道,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器官……是城市规划的一个中心问题”,进而论证了小尺度街区及密路网的必要性。

雅各布斯认为人行道有三大功能:安全、交往和孩子的同化。她还发明了“街道眼(street eye)”一词——街区会自发地形成一种防卫机制,外来者的进入将受到“监视”和约束,所以有保障安全的作用。不过,这一主张遭到了芒福德的质疑和反对,他于1962年在《纽约人》上发表《雅各布斯大妈的家庭疗法》,对其进行抨击,并举例说明满是行人的拥挤街道并不能“阻止”犯罪的发生。芒福德还回忆说自己在孩提时已经走遍纽约中央公园,但成年以后却不敢了。他认为让中央公园变得不安全的并不是纽约建成环境的设计模式,而是“整个大都市生活模式逐渐趋于异化……这种异化与大都市的庞大规模、物质性、拥挤和无序有关”。

英国典型的“街区制住宅”

对居住安全性的考量,于海认为有两方面:一是自家安全需要,一是区域安全需要。“满足第一个方面,就是每幢楼都有门禁,入户还有防盗门;但一个片区的安全需求实际上被我们夸大了”。在他看来,用围墙把一片区域围起来就能表示安全的话,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毕竟归根到底要靠整个城市的安全保障。孙施文也赞同“围墙”跟“安全”没什么必然联系,“在同一地区,围墙外面的犯罪率不一定比里面高,现在很多小区也并非完全封闭,进去又不严查身份证。我还跟人开玩笑说,有围墙无非就是逃跑的时候不方便。”

孙施文坚持犯罪率不是空间形式的问题,“不能证明这么去做就会没有,不这么去做就会提高,安全与否是整个社会在某个区域的体现。”他同时也对雅各布斯的“街道眼”提出了疑惑,指出有把城市变成熟人社会之嫌:“城市本来就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熟人社会其实是乡村文化,‘街道眼,的实质就是在排斥陌生人。所以从防止犯罪或降低犯罪率的角度来讲,雅各布斯又走上了物质空间决定论的老路,而物质空间决定论正是她在批判现代社会规划时所重点批判的对象。在芒福德对雅各布斯的抨击中,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意见》还提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也引发了很多人对交通安全的忧虑。

刘士林提醒我们,中国之所以长期以来解决不了交通问题,主要在于选择的是填资源而不是改革交通方式的路径,“开放小区在本质上还是继续‘要空间’的变种,所以一定要明确打开的空间是为了人,还是为了车”。孙施文则认为街区制中的交通安全不是大问题:“开车的人深有体会,在大路上和小路上的紧张程度是不一样的,反应速度也不一样。打开后的道路即便设置了机动车道,因为路窄所以并不以速度为尺度。”

中国人就像装在套子里一样——圈住自己,到哪里都有“围墙”,这在于海看来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和历史原因,但要改变“围墙”心理并非不可能。孙施文则坦言,把街区制、小区和拆围墙捆在一起讨论,有点把水搞混的意思。即使拆围墙,“中央文件有上下文,有‘原则上’、‘逐步’等用词,应该不是要搞运动拆所有的围墙吧。有些把城市道路包在围墙内的,就应该拆,但也有一系列的手续和要建立的制度,这是我理解‘原则上’、‘逐步’的意思所在。”他还强调,实行“街区制”后究竟怎么做,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小街区的范围内,有没有围墙? 是不是可以用建筑或设施形成封闭、半封闭的街区? 都可以由具体设计来确定。

针对“街区制”,刘士林自有担忧,他指出,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其中的一些缺陷后,开始推广适度规模小区制,“对于一个有利有弊的事物,而且事关很多居民群众的利益,我们需要进一步琢磨‘社会土壤’及‘鞋子理论’,毕竟‘街区制’在中国尚无大规模的成功经验,必须慎重。”除了产权等经济形态问题以及相关的配套细则外,包亚明认为还必须考虑到“社区自治”这个维度:“让居民觉得跟自己相关,他们才会去爱惜。千万不能让运转处于未定的状态,比如‘拆不拆’‘什么时候拆’等等,要有明确的预期,否则很难让大家对街区产生认同。”

【多元】

欧洲城市发展主要有两条线:一是城镇商人、僧侣建构的,一是庄园经济。农奴逃到城里待满101天不被抓获,就可以变成自由人。所以,中世纪德国有句谚语一直流传至今——“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其研究中,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里最为辉煌的城市,发现每个城市的“黄金时代”都缘起于在特定时间点上多种文化的集聚和交融。孙施文认为,多元是城市的应有之义:“多元不仅仅是多样。上海的新天地只能算多样,是适合特定层次人群的多样化需要——健身、购物、餐饮、娱乐等;多元源自不同的人群,并不仅限于来源或出生的差异,还有其所依循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简言之,你有你的生活方式,我有我的生活方式,大家都过得很好。”他强调,多元应体现在城市的方方面面,不能什么都要求整齐划一。

于海从城市空间“太干净”这一点上来解释“多元”的缺乏:“街边就光是商店,为了吸引国际一线品牌的进驻,新建了很多豪华建筑。”他将纽约和上海作了个比较:“大家都知道第五大道是全球的名牌朝圣地之一,但商业街只是它的一个角色。老建筑、博物馆,特别是以华盛顿广场为中心、向外辐射而建的纽约大学,都让这条街的角色丰富;我们的南京路上不会有大学,淮海路上曾经有个比乐中学,现在变成了中环广场。街道不能完全商业化,学校、图书馆、游泳馆……都可以有。活动类型丰富了以后,城市多元性才能体现出来。”

纽约大学“淹没”在曼哈顿岛的建筑群中,以紫蓝色旗帜作区别。

“多元”还依靠流动,需要游走在不同的空间。“事实上,中国的城市非常缺乏流动性,人们做事总希望一次性固定。”孙施文举例说:“现在房价那么高,很多人抱着一辈子就这么一次的想法买房,力争面积一次性到位、装修一次性到位。如果三五年后想换个环境的话,轻易也换不动了。这就跟年轻人换单位找工作一样,‘扎根’的观念太重,没有流动的欲望与可能,削弱了城市活力。”在孙施文看来,城市应是个极富动态的地方:“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就营造什么样的环境。人需要动起来,在不同的圈子里面接受‘刺激’,才能有思想的碰撞、创新及文化交流。”

【记忆】

作为一个“容器”,城市把人们的过去、当下和未来盛放在一起。每个人都会与自己生活的城市联系密切,对城市的印象必然沉浸在记忆中,意味深长。所以爱默生讲,“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城市是人类历史的见证者,更是自身历史的塑造者。一个没有旧建筑、旧街道的城市,无异于一个没有记忆的人,干瘪而无趣。即便城市依靠新陈代谢补充生命力,但其之所以为“这座”城市的历史烙印也需要守护。

然而,在现代化的大拆大建中,我们着急而又粗暴地撕扯着城市。于海和包亚明不约而同地用了“地毯式”——哪里旧了、不好看了,一大片整个掀起来,像铺地毯一样,重新换一大块新的。包亚明认为,老旧建筑因为种种原因肯定会显得不协调,功能上也达不到现代需求,“能‘改’,就是不能简单‘拆’。单体建筑的更新可以让市场去检验,但同一个时间段内对一整个街区风貌的大改变,必须审慎。拆掉之后随即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造出来的东西都是同时代的,当时可能觉得不错,不惜代价,后来又感觉不行了怎么办?”他忆起自己小时候常在南外滩买船票,那片区域改造后全都装上了很酷的玻璃幕墙,后来又翻掉了:“你看,中国人现在到处出境游,可能是全世界里面最着急的人了,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的城市一点特色和魅力都没有了吗? 变成千城一面了。”

早在1950年代“梁陈方案”被否定时,著名城市规划师陈占祥就痛心地说到:“一个城市古老的东西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生长起来的,要拆了再得到,谈何容易!”(王军、陈方整理《陈占祥晚年口述》)也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将西方的城市更新理念引入中国,并命名为“新陈代谢”;同时强调,更新的方法除了对设施过于简陋地区进行“推倒重来”的改建以外,还应注意对有历史价值和反映地方风土人情的旧建筑物和地区进行维修保护。

就在同一时期,建筑学家吴良镛开始探索北京老城区的更新改造,他在对什刹海的规划研究中提出:旧城改造不仅要满足现代人对生活舒适度的要求,还应与原有的历史环境有机结合,要“寓新于旧”……是为“有机更新”理论的雏形。1988年,已66岁的吴良镛受邀主持当时谁都不愿意啃的“硬骨头”——菊儿胡同改造项目,他实践了“类四合院”住房体系构想,并作了解释:有机更新就好像一个人衣服破了打块补丁,只要精心缝补,即使旧了是百衲衣,也不失其魅力。改造后的菊儿胡同不再是脏乱差的代表:保留了原有树木;一进套一进的布局,不仅满足了居民对私密空间的需求,又延续了四合院注重邻里情谊的传统。

菊儿胡同

1992年菊儿胡同获“联合国世界人居奖”,名声大噪后也招致不少争议,被斥为“标准高,没有典型性和普遍意义”。虽然吴良镛也坦言,“并不是要所有的房子都盖成菊儿胡同,只是探索了一条传统建筑改造的路子”(吴良镛《菊儿胡同试验的几个理性问题——北京危房改造与旧区居住政治(三)》),但这次实践无疑让其“有机更新”理论更加成熟。他后来在《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中作了总结:采用适当规模、合适尺度,依据改造的内容与要求,妥善处理目前与将来关系——不断提高规划设计质量,使每一片的发展达到相对的完整性,这样而集无数相对完整性之和,即能促进北京旧城的整体环境得到改善,达到有机更新的目的……

这次的《意见》在保护历史文化风貌一项中也明确,“有序实施城市修补和有机更新”。于海对此的理解是要“分解”,进行小氛围、局部的改造,“拿里弄住宅来说,不能放任不管,让它烂在那,也不能一整片都铲掉。对于有质量问题的,可以做小块、小规模的改动,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就可以了。”他进一步强调,城市有机的概念应该包含时间的、空间的以及社会性的:有自己的历史脉络,有与周边环境的联系,还有对人性的尊重和滋养,这些都是城市本身的肌理。

上海首批以立法形式认定和保护的12个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中,衡山路—复兴路历史风貌保护区(简称“衡复区”)有7.75平方公里,为市中心范围最大的一个,武康路一段也成功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就在年初,徐汇区提出将“衡复区”打造成海派文化的集中展示和体验区:在坚持整体保护、文雅利用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历史建筑修缮和风貌道路整治;植入多种公共艺术形式,在广场、街角等公共空间,用音乐会等表演吸引群众的参与……包亚明自觉“衡复区”最能代表上海城市文化,给人一种时间的积累及慢生活的体验。据他介绍,香港针对历史建筑提出了“活化”计划,包括前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九龙旺角雷氏住宅“雷生春”、旧大澳警署等老建筑,就分别以创意中心、中医诊室、酒店的新身份融入了香港市民的现代生活,“城市的历史是生活在这里的人的集体记忆,对老建筑的保护和活化,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的一种尊重。这就让大家觉得,这个城市原来是什么样的,将要变成什么样,都和自己息息相关。”

前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活化”成人气颇高的PMQ元创方

眼前和远方

许巍的歌,唱的永远是脚下和远方,“心中升起的喜悦,总在归乡的旅程”。其实,我们想留住的“乡愁”,从来就不只在离大城市几百公里之外的村镇和田野,它每时每刻都盘旋在城市里——常去吃馄饨的街角,枝头跃过去的砖墙……“城市人互相间拥有的最大的共同点莫过于共享一个地理位置。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很好地管理,这里就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地方。”(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当我们善待城市的历史时,也在作着最真心的告白:“希望你变得更好。”

什么是理想的城市?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在1933年著就的《光辉城市》作了这样的构想——高速公路呈网格状分布在楼宇间,每隔100米设停车场并与住宅楼直接相连;每个居住单位都配备有与家庭生活直接相关的公共服务,统一采买生活必需品;消除街区、街道;大学和体育场远远离开城市……毫无疑问,在柯布西耶的心目中,严格按功能划分、适应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和汽车时代的现代城市,才能闪耀终极光辉。

“柯布西耶对‘理想’的定义是速度和效率,而人的需求远远不只这些。”在于海的心目中,好的城市应该是感性的,有着烟火气:“要能‘黏住’人,让大家有存在感,意识到自己对于这个城市是在场的。”刘士林多年来致力于人文城市理念的推行,他认为理想城市的本质是文化城市:“判断城市是否理想的标准,可归结为城市发展是‘希腊化’还是‘罗马化’。前者的特征在于,‘人们在城邦里形成聚居不是因出生和习惯,而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后者的特征是‘物质建设的最高水准与社会人文发展的最坏状况’。”包亚明拜访过很多城市,对“理想”一说似有保留:“哪怕所有东西都是最好的,组合起来不见得最理想。”他不想断言理想城市是什么样子,但断言“新”和“高大上”不是标准:“每个城市都会变旧,不要害怕旧,城市独特性的累积需要时间;让人惊讶、震憾也没什么难的,难的是有悠长的韵味,吸引人们去了之后还想去。”他认为真正的城市魅力不需要讲出来,大音希声,衣食住行和人摆在那,一目了然。

柯布西耶构想的“光辉城市”图景

早在半个世纪前,芒福德就说:“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最好的经济模式是关怀和陶冶人。”如果每一位路过而不进城的、困守而不出来的、初次抵达或永远离别的人,都对城市有着不同的认知、体验及情感,它(城市)会说:“希望你们是欢喜的、不舍的和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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